文艺界“多面手”刘斯奋：文人画的思想最为自由

　    近年来，越来越多岭南艺术名家进京举办个人展览，推动南北艺术对话。3月5日，“贯通融会——刘斯奋书画诗文艺术展”在中国美术馆揭幕，展期将持续至3月15日。

　　本次展览堪称岭南艺术家首次在京举办的综合性大展，涵盖了书法、绘画、诗歌与文学创作几大方面，展现了岭南文化艺术的整体风貌。正如展览主题“贯通融会”所言，展览主角刘斯奋也是一位“通才式”的人物：他曾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广东省文联主席、广东画院院长;他的长篇小说《白门柳》荣获茅盾文学奖;他的绘画创作被公认为“新文人画”的佼佼者;他与学者余英时的学术论战一度掀起“陈寅恪热”……几乎在当代岭南文化的每一个领域，刘斯奋都有着卓越的成绩和独到的见解。

　　作为文艺界的“多面手”，自号“蝠堂”的刘斯奋多次将自己形容为文化界里的一头“快活蝙蝠”。多年来，出于对生长于斯的岭南大地的感恩，刘斯奋一直关注着岭南文化的发育成长。刚刚步入古稀之年的他，更是“老骥伏枥、志在千里”，回应北方文化界将广东说成“文化沙漠”的误解，刘斯奋身体力行，借本次进京展为岭南文化发声。在展览前夕，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刘斯奋，就其艺术观念、教育理念，以及当代岭南文化的走向，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。

　　谈文化：岭南文化给我很多机遇

　　南方日报：本次以“贯通融会”为名的画展，可算是南北书画界的一次对话，在这次展览上，您对岭南文化特色作出怎样的梳理呢?

　　刘斯奋：这次展览包含书、画、诗、文四个方面，可算是是一次综合性的展览，就连我的诗歌、小说和学术著作，也有专场展出。我本身的经历涉及多重身份，除了小说、书画创作外，我还担任过行政官员，就像蝙蝠一样，所以自号“蝠堂”。

　　我所取得的成就和岭南文化这片土壤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岭南文化具有“不拘一格，不定一尊，不守一隅”的特质。就好像我学画画、写小说，都没有拜师，主要靠自己博览和钻研。相较而言，北方文化比较重视“专业”和“专才”。作为从这种文化背景走出来的人，我一直以通透的、不拘一格的姿态，向大众展示自己。

　　在北方，人们可能会被职业规划限制得很死，例如作家不应该涉足官场，担任行政职务就不能继续画画，否则就是不务正业。但广东没有这些条件限制，我的职业生涯也是不断地转型。我开始写小说时就在宣传部任职，当时领导认为部里能写小说的人不多，不但把我留下来，还为我写作“大开绿灯”。我以非科班出身从事绘画创作时，也得到很多科班出身的接纳。这种氛围是岭南文化给我的机遇。

　　南方日报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，您认为应当如何评价目前岭南文化所处的地位?

　　刘斯奋：南北文化本质上没有优劣之分，只是在不同的地理位置上，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已。评价岭南文化地位，就需要明确文化的评判标准。时代在变，文化评判标准也在变。如果我们从农业文明的标准来看，岭南文化肯定比不上内地，但从工业文明来说，岭南文化引领了时代潮流，辐射全国。直到现在，广东的民主法制意识，还是比内地先行一步的。
　谈教育：转变思路迎“通才时代”

　　南方日报：在举办本次画展之前，您多次强调有利于“通才”发展的时代即将到来。对此，您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艺术教育现状?

　　刘斯奋：古人的精神归属是随人生阶段转移的，他们的知识结构就会呈现出文史哲贯通融会的态势。但进入工业文明之后，社会分工日趋细密严格，人的发展潜能也被局限了，所以专家多了、大师少了。不过，工业文明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。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，造就“通才”的时代也必将开启。但现在的艺术教育已经变成一种职业教育，许多学生只是接受技能训练，为了就业。但艺术教育不应停留在这个水平，而应该让学生自主地发掘多方面的潜能。

　　南方日报：您的父亲刘逸生、弟弟刘斯翰都是广东著名的文化人，这样的“家学”渊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?

　　刘斯奋：我们的“家学”和北方传统意义的“家学”可能不同。父亲并没有手把手地教我们子承父业，但对我们影响的主要有三点：一是他有个藏书量非常丰富的书房，里面没有一本“禁书”，全部都随便我们读，读不懂的地方他都乐意认真讲解，这种“自学+指导”的学习法很宽松;二是言传身教，父亲没有别的嗜好，业余时间都用来自学，勤奋刻苦是他对生活的态度，也影响了我们;三是平等，我们在家里可以自由讨论，父亲甚至容许我们反驳他。这种家庭氛围形成了我自由的心态，也影响到我待人接物的态度。

　　谈艺术：守住民族最高审美理想

　　南方日报：在书画艺术创作方面，您近年来进行了哪些尝试和突破，可以在这次展览一睹为快?

　　刘斯奋：如何通过大写意的方式表现现代人，这是我近年一直在探索的主题，这也是当代美术界的难题之一。过去写意画只画古人，因为古人宽袍大袖，适宜以长线条、大写意的方式表现，然而，表现露胳膊露腿的现代人，则往往以工笔画或西画技法来画，这项探索的难度相当大。至于山水画方面，这是一种很容易程式化的画种，我尽可能表现自己的内心，避免在技术上的重复，所以这次展出的山水画每幅风格都有明显不同。此外，我的书法很注重运气，以气衔笔。

　　南方日报：您对发扬“文人画”的传统进行了哪些探索?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“文人画”的出路如何?

　　刘斯奋：我对“文人画”的定义，就是“个性解放的绘画”。中国画有三个不同来源，分别是画工画、宫廷画和文人画。画工听命于雇主，宫廷画师听命于皇帝，他们的绘画目的都是为他人服务的，唯有文人画的目的在于“自娱”，就是通过绘画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，无须将绘画作为谋生手段，只需倚仗他们的学养和才情，而不必有严格的师承和技术训练。文人画的思想最为自由。

　　纵观人类艺术的发展方向，就是个性不断解放的过程，这一特点与文人画的精神是相符的，也是当代文人画存在的意义。然而，现在的问题是，古代的文人群体已经消亡了，当代的模式还没有建立起来，而西方的学院派艺术又占据了统治地位，导致我们缺乏古典文化的学养。我相信，只要坚持以悟性、才华和修养为出发点，以精神追求和个性发挥为艺术价值的至高标准，文人画最终还是能找到自己的出路。我也希望通过这次画展重塑文人画的面貌。

　　南方日报：您认为，今天的中国书画应当坚守怎样的标准，才能与西方进行对话?

　　刘斯奋：我始终认为，中国艺术要守住自己民族的最高审美理想。独特的审美理想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制高点。只有守住这个制高点，我们才能与其他民族进行对话。我们的审美理想就是传统的中庸之道、含蓄内敛，“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”。这完全与西方艺术的张扬精神不同。

　　中国文化本身是一种“包子文化”，西方则是“比萨文化”：前者的精髓都包在里面，后者的内容则铺在上面，一目了然。而且，西方文化是赎罪式的，战争、灾难、死亡都可以入画，暴露人的“原罪”。但这些题材中国画不画，因为这是人类不正常的生存状态。两种不同题材的取舍，就反映了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。

　　南方日报：在当今全球化的语境下，您认为怎样做才能坚守传统审美追求?这些传统是否需要进行革新?

　　刘斯奋：形成传统的美学追求，必须接触传统文化，包括古典诗词和绘画，否则审美理想无从谈起了。发掘民族文化的审美价值和认知价值，也是激发我从事小说创作的冲动。我的小说是不强调教化作用的，而是强调审美价值。通过对历史的认知，展示那个时代的文化审美高度。

　　至于艺术，我强调博采众长。西方绘画技法的进入，对中国艺术发展也是有好处的。他们的人物画传统根基深厚，很早就能清楚了解人体的结构比例，在人物画的细节处理上更准确协调。此外，现代科技对绘画也有辅助作用。古人观察山水的视角受限制，今天的航拍技术、3D卫星地图却触发了我们的艺术想象。因此，我既不拒绝西方艺术、现代科技，关键在于如何进行取舍。